今日话题：苏区时期群众路线的经验与启示（2）

二

党的群众路线源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在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项英、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都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很早就对党和红军的宗旨，特别是关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正确开展群众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等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认真解决。1929年月12月，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在剖析四军中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来源之一，在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后，指出纠正的办法是“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1933年春，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从前方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后，在指导中央苏区的扩红、查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群团工作实践中，通过调查研究和亲身参与，对密切党群关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更好地动员和依靠群众做好各方面工作，为群众谋利益的思考就更多了。

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毛泽东断言：“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因此，在宣传上，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分别召集干部分子、工会和贫农团、群众开会，层层动员，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查田的目的、政策和步骤。在决定剥削者阶级成分时，“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配阶段，也要先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同意后，才能实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和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没收来的土地、山林、鱼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斗争热情。“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这也是为群众更大更长远利益着想。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深刻阐释了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否则，“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人民解放也就无从谈起。

在报告中，毛泽东特别提到要迅速开展经济建设，首先应从组织上动员群众，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其次应摒弃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以及命令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分别是上述报告和结论的一部分。其主要观点有：

（一）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并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就能夺取全中国。

（二）为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应当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应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同时注重恢复和发展当地传统的手工业，以首先解决自给，进而解决出口问题。应由国家直接经营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流通，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出口，以有效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奸商的重利盘剥，满足群众需要，维护群众利益。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这个问题也只能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

（三）为完成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民众生活两大任务，党和苏维埃政府既要成为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要做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要和群众在一起，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这样，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四）为完成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民众生活两大任务，就要正确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什么任务也实现不了。在这方面，应当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兴国同志，向有很好的创造的赣东北同志，向有进步的工作的福建上杭、长汀、永定及赣南、湘赣、江西瑞金等地一些地方的同志学习。

（五）勤俭办事业，节省每一个铜板。“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因为它损害了群众利益，严重脱离群众。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及此前的相关论述，是他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取得了许多工作经验之后，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出来的；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经过实践检验得出来的。

先于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项英，在他发表于《红色中华》的署名文章中，正面阐述了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愿，关心群众疾苦，来达到做好各项工作的目的的观点；而且严厉批评、抨击了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从而败坏革命事业的某些政权机关及干部。他主持制定、颁布的中央政府法规法令，也充分体现了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的主旨。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主要主持军事工作和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十分注意教育干部尊重群众、关心群众，进而影响群众、推动工作，而不是靠强迫命令过日子。1932年9月14日，他给中共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和南广县委书记聂照良写信，针对南广县急于成倍扩充游击队的情况，强调：“要注意不是‘拉夫式’，不是指派来的，要是经过宣传鼓动自愿到白区游击与发展新苏区的。”为了教育争取反动大刀会中被欺骗的群众，要组织武装宣传队、武装割禾队、分谷队，没收当地土豪的谷子，散给就地的贫苦群众，而自己绝不带走一点。周恩来断言，这样做的结果，必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争取这些群众到苏维埃方面来。

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位置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在《把勃发着的群众劳动热忱组织起来》一文中，他正确地指出：“只在新的社会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军队能够有这样伟大的令人钦佩的劳动热忱和与民众生活的利益和痛苦的血肉般的关切！这就是工农红军的力量所在，这就是铁的红军常胜的根源！”在《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愿意牺牲为着革命战争的热烈情绪是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今后更伟大的胜利的出发点。”因此，他一再强调党的苏维埃政权要自觉地、最大限度地保护、激发和不断提高群众的革命热忱，加强与密切自己同千百万劳苦群众的联系，启发群众自己起来做主人，去争取苏维埃的胜利。他把党的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善，作为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献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一文中，他认为，加强苏维埃与劳苦群众的巩固的、亲密的、灵活的联系，是“减少我们的错误，征服我们的弱点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吸引每一个苏维埃里面的代表来参加实际的管理与行政的工作，只有吸引最广大的民众来监督、检查与帮助苏维埃的各方面的活动，仔细地倾听他们对于苏维埃工作的批评‘自我批评’提议与意见，我们才能战胜苏维埃工作中还沉重的赘累着的强迫命令与官僚主义”。

在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和政府工作的张闻天，也对群众路线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于1933年2月至9月撰写的题为《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的长篇论文中所阐发的党群关系论，是我党在执政条件下最早系统阐述党群关系的论著之一。文章指出，新的领导方式的目的，是在使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能够起到它的核心作用，是在使党变成领导最广大群众的党。因而，新的领导方式必然包涵有党与群众关系与党怎样领导群众的问题，并以此为基本内容。新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是同群众在一起的，说服群众，领导群众的。而官僚主义的旧的领导方法是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在苏区，由于政权在党手里，这更便利于官僚主义者依赖政权去达到其目的。因而更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党所以能说服群众，使群众执行党的路线，是因为党有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党的每一决定、口号，都是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假如党犯了错误，党的政策不能代表群众利益时，党就必须承认错误、修改政策。总之，党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同群众在一起，依靠群众去完成党所提出的正确的任务。要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领导者，便不只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耐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因为群众常常能创造出许多实现党的策略与口号的新的具体方式与方法。

张闻天在《二苏大会的改选活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等文章中，还多次谈到怎样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归纳起来，其办法有：（一）实行政权民主；（二）吸收所有的苏维埃代表与群众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三）使公民学会使用召回权和改选权；（四）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五）在报纸上予以无情的揭发与打击；（六）组织群众法庭；（七）把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的斗争，同苏维埃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主持苏区工会工作的刘少奇和陈云，分别从最大限度地维护工人阶级的长远的最大利益，适当调整斗争策略；既要满足工人群众改善日常生活的愿望，又不能妨碍苏区经济发展；把握群众情绪，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这都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内涵。

党的高层的这些共识，理所当然要体现在由他们主导制定、颁布的党和苏区的规章制度、政策法令中，也体现在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相关文件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第一部主张由工农当家作主，保障工农民主制度的根本大法。它与过去一切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服务的宪法不同，是为多数劳苦大众服务的。根据宪法大纲产生的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选举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当然也就从尊重、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作出各自规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