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是这样产生的

原题：“枫桥经验”的产生过程

“枫桥经验”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推广的依靠群众力量制服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的一个很典型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后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作为当年浙江省委工作队的一名成员，我有幸参加了总结“枫桥经验”的工作，现将这一经验的产生及推广过程简述如下。

一、选择枫桥区作社教试点

1963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该《决定（草案）》认为当时敌情严重，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击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股势力的猖狂进攻，同时又强调要坚持教育人和改造人的方针，即毛泽东主席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对于整个反动阶级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同年6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重新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省委派出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林乎加率领的省委工作队到诸暨县枫桥区，会同诸暨县委在枫桥区的枫桥等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我当时担任省公安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和省公安厅、宁波地区公安处抽出的30多名公安干警参加了这次试点工作。

诸暨县枫桥区，地处浙江省中部偏北的会稽山，是革命老区。早在1927年2月，中国共产党就在枫桥镇建立了党支部。1939年3月31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枫桥镇大庙发表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演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枫桥的部分山区是中共领导的浙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5月诸暨县解放后，枫桥人民在当地党政组织和公安机关的领导下，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改造反动阶级分子的政策，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认真地进行监督改造，在农业合作化后建立了“集体承包、专人负责、大家监督”和治保会建立四类分子档案等监督改造制度，创立了依靠群众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良好工作基础。1958年8月，枫桥区公安特派员应邀参加了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

在枫桥区社教运动试点中，划出一段时间开展对敌斗争。尽管试点工作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中，但是，省委工作队领导根据省委的指示，规定在社教运动中除现行犯外，一律不捕人。并且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对待四类分子的一贯的方针政策，参加试点的省、地、县公安干部，深入群众，对四类分子的状况进行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协助省委工作队领导设计试点中对敌斗争的方案，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方法，从有利于改造出发，尽量缩小打击面，并且率先试点示范。

1963年7月到9月，枫桥区7个社教运动试点公社各生产大队先后依靠和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7个公社6．5万人口中有四类分子911名。根据调查，有比较严重违法行为的163名，占总数的17．9％。这少数四类分子主要是在60年代初期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国际上敌对势力反华叫嚣，特别是在196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妄图武装窜犯大陆时，记“变天帐”，写反动诗，收回土改时已分给贫苦农民的房子等等，更多的是利用“酒、色、财、气”腐蚀拉拢基层干部。当揭露了少数四类分子的这些活动后，激起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义愤，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提出要对四类分子“武斗（即打骂体罚）一遍，逮捕一批。”他们说“江山是打出来的，不是靠说出来的。对敌人只能打服，没有说服！”、“这些人不法办，公安局的监狱就白造了。”运动一开始，试点的7个公社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就要求逮捕45名四类分子。

针对上述情况，省委工作队深入群众，组织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引导他们敞开思想，展开辩论，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总结土地改革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是“文斗”（即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好，还是“武斗”好？少捕好，还是多捕好？主要依靠群众专政还是单纯依靠公安司法部门专政？通过讨论，大多数基层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到敌人，擦亮社员眼睛。”“四类分子表现有好有坏，破坏有轻有重，如果一刀切，都捕起来，斗一遍，赏罚不明，对改造不利。”

在初步统一干部、群众思想的基础上，以生产队为单位依靠群众先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根据他们的表现实行区别对待，对于守法的给予适当鼓励；对于基本守法的指出他好的地方，批评他不好的地方；对于有一般违法行为的，给予严厉批评。之后，只对个别有严重违法行为、在评审中又不低头服法的，才列为重点对象，依靠群众进行说理斗争。为了坚持“文斗”，省委工作队规定如果在评审中出现“武斗”就要推倒重来。有的四类分子，在参加评审会前，做好了“护膝垫”，准备罚跪，到会一看，不仅不打，不罚跪，表现好的还得到鼓励，就坦白了自己的违法活动。有的四类分子说，这次评审是“明镜高悬，好坏分明”，表示要“悬崖勒马，重新做人”。

西畴大队一个原有1400多亩地的大地主，土改以后一贯拒绝参加劳动，留恋过去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把现在自己居住的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比喻为仅容纳一个膝盖。还写了一本署名“容膝斋”妄想复辟倒算的反动诗抄，过去斗过20多次，都没有制服他，越斗越皮条，群众称他为“橡皮碉堡”。这次评审，群众同他进行了充分说理，其他四类分子也揭发他在家偷偷写反动诗。这个被称作“橡皮碉堡”的地主分子终于交待了制造谣言、记变天帐、写反动诗等，群众高兴地说：“说理斗争真正好，橡皮碉堡攻破了！”他自己也说：“这次评审，对我很有助益，我服了。”

7个公社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斗争会上干部、群众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没有捕一个人，就把四类分子制服了。之后，省委工作队组织群众民主总结，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参加社会管理和改造四类分子的信心和积极性，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工作落实到基层，扎根于群众。

浙江省公安厅将枫桥区社教运动中的四类分子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经验报告了公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