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是这样产生的（2）

二、“枫桥经验”的产生

1963年10月下旬，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杭州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诸暨县枫桥区在社教运动中，通过依靠群众说理斗争制服了四类分子，没有捕人的情况时，毛泽东主席说：这叫作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且指示要好好总结枫桥的经验。

同年11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公安部起草的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字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22日，毛泽东主席同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谈话时说：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巩固边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国使领馆的案件，重大的刑事案件，等等，这是经常要做的。还要研究情况，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我们的公安工作，历来是与苏联不同。诸暨县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批发下去，回答两个问题：（1）群众是怎样懂得这样做的；（2）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你们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枫桥区7个公社在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基本告一段落后，省委工作队即部署各工作组总结试点经验，省委领导责成我组织参加社教的省公安厅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对枫桥这次对敌斗争试点工作进行初步总结。在同志们座谈的基础上，由省公安厅办公室写了个初稿，大约有2千多字。我送给当时到杭州检查工作的周总理办公室分管政法工作的李波人同志审阅。他看后说：“这个稿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需要修改。”

经反复修改后，省公安厅派我带办公室主任、秘书于10月底到公安部，向谢富治部长作了详细汇报。

同年11月上旬，公安部派了凌云副部长等人来到枫桥协助浙江省公安厅蹲点干部进一步研究和修改枫桥区社教运动中进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经过公安部和浙江省委领导的讨论，形成了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经验》。全文如下：

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我们在枫桥区的七个公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运运中的对敌斗争，是在干部初步洗手洗澡的基础上，专门划出一个阶段来进行的，每个大队大约花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这七个公社共六万五千人口，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九百一十一人。开始的时候，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逮捕四十五人，经过发动群众，向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开展了说理斗争，没有打人，也没有捉人，就把多数敌人制服了。斗争开始，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逮捕一批、“武斗”一遍运动中揭发出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严重的。七个公社有比较严重的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一百六十三名，占四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九。有的记变天帐，写反动诗；有的倒回土地房屋；有的扬言杀人，甚至在工作队进村之后还公然殴打贫农社员。更多的则是利用酒色财气腐蚀支书、队长、会计、治保主任“四巨头”，用迷信活动和宗族关系分化瓦解贫、下中农队伍，以及煽动分地到户、破坏山林，千方百计企图搞垮集体经济。

敌人猖狂进攻的大量事实，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也激起了强烈的义愤，要求政府严厉制裁。特别是不少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逮捕一批，有的要求把人马上捕走，“上交政府”。他们说：“这种人不进监牢，就没有犯法的人了。”很多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还主张对四类分子一律斗争一遍，说：有破坏的敌人应该斗，没有破坏的内心也刁滑，也应该斗”。而且说“要斗就武斗，敌人软硬兼施，我们就要文武结合”。

学文件，摆敌情，讨论斗争的方法

为了引导干部和群众按照中央“决定”精神去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同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了中央文件和省委指示，用回忆对比的办法，总结土改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让大家敞开思想，辩论敌人到底怕什么，多捕好还是少捕好，“武斗”好还是“文斗”好。同时，发动干部和群众对本生产队的专政对象进行了一次清理，分类排队，对每个四类分子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处理办法。排队以后，情况明朗了。四类分子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也有守法的和基本守法的，这两类大约占半数，在违法分子中，有严重破坏行为的只占小部分。不少群众反映：“四类分子表现有好有坏，破坏有轻有重，如果一刀切，都捕起来，都斗一遍，赏罚不分明，对改造敌人不利。”

讨论中，多数群众并不赞成多捕人。他们说，有些四类分子“怕管不怕关”，“怕群众不怕监牢”，捕起来以后，还要大家替他养活老小。

辩论得最激烈的是“武斗”、“文斗”问题。古唐大队副大队长说：“江山是打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敌人只能打服，不能说服。”但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说法。不少群众反映，过去有的斗争会是“干部揿头皮，民兵戳面皮，青年看把戏，老人弗（不）出气”。“斗争时话还没说清楚，就劈头劈脑地打起来，不仅斗不倒敌人，反而增加了他们抵抗”。尤其是那些可以教育的人，打了就更反动了。经过大辩论，干部和群众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武斗斗头皮，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的眼睛。”

全面评审，重点斗争，制服了敌人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就对敌人进行了面对面斗争。首先以生产队为单位，全体社员参加，对四类分子普遍进行评审。先评守法的，再评违法的。对于守法的，给以适当鼓励；基本守法的，指出他好的地方，批评他不好的地方；有一般违法行为的，给以严厉批评；对于有严重违法破坏行为的，作为评审的重点，由群众批判斗争。有的四类分子，在参加评审会前，做好了“护膝垫”，准备罚跪。到会一看，不仅不打、不罚跪，表现好的还得到鼓励，就坦交代了自己的违法活动和思想。有些四类分子说，这次评审是“明镜高悬，好坏分明”，表示要“悬崖勒马，重新做人”。西畴大队的陈荫林，是一个原有一千四百多亩田的大地主，过去一贯拒绝参加劳动，写了一本署名“容膝斋”的反动诗抄，斗过二十多次，用过罚跪、“假枪毙”等办法，都没有制服他，群众称他为“橡皮碉堡”。这次评审，群众同他进行了充分说理，其他四类分子也揭发了他写的反动诗。没有大会斗争，陈荫林就被迫交代了造谣、记变天帐、写反动诗等罪行，交出了长期保存的蒋介石像片。群众高兴的说：“说理斗争真正好，橡皮碉堡攻破了。”他自己说：“这次评审，对我很有助益，我服了。”四类分子的家属对这次评审也表示满意。乔亭大队反革命分子宣植棠的老婆，参加评审会时满面愁容，担心她丈夫“吃生活”（挨打之意）。评审以后，带着笑脸回家，说：“这样评审真好，我一定帮助政府改造他。”

经过生产队的评审，大部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缴械投降了，剩下少数不低头认罪的分子，再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斗争。七个公社一百一十一个大队，共斗争了六十七名。斗争会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敌人申辩。有些狡猾的敌人越辩，反动本质就暴露得越充分，群众受到的教育就更加深刻，群众的发动也就更加广泛和深入。古唐大队富农陈善新，群众说他“大会年年斗，坏事年年做，越斗越皮条”。他自己也说：“我反正是变戏法的猢狲，上台斗斗没啥关系。”这次斗争会上，陈善新仍然要耍各种花招，共申辩了三十八次。他越申辩，看清他的反动面目的社员越多，好几个平常被他拉拢的落后群众都起来揭发他。陈善新终于低头认罪，交代了腐蚀干部、破坏山林、煽动单干、幻想变天的罪行。斗争以后他说：“七次斗争打过六次，这次没打，斗得最痛。”紫薇大队中农社员崔功章，过去开会从来不发言，生产队长同别人打赌说：“崔功章要能发言，我拿出两百块钞票来。”评审富农分子陈庭木时，陈死不承认害死耕牛的罪行，崔功章破例地三次发言揭发了他。事后，队长拍着自己的头说：“我这个脑袋就是不相信群众。”不少原来对“文斗”思想不通的干部，在事实面前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总结斗争经验  依靠群众专政

在总结时，干部、群众都认为“文斗”确实是制服敌人的好办法。大家说，“武斗硬打不服，文斗不打自招”、“武斗看看凶，实际松，斗个啥明堂，大家不灵清。文斗摆事实，讲道理，剥掉敌人的羊皮，挖出敌人的黑心，擦亮了大家的眼睛”。

“文斗”制服敌人的办法学到了，改造敌人也就有了信心。这个时候，许多干部才真正解决了多捕不好少捕好的问题。原来主张“上交”的人，现在也说“劳改队里劳改不如在生产队里改造好。”大家认为这样有四个好处：第一、社员最了解四类分子的底细，眼睛多，管得牢；第二、经常评审他们，大家脑子里灵清一些；第三、管好了是队里的一个劳动力，对集体有利对他们家属子女的教育也好办一些；第四、可以减少国家负担。通过实践和总结，工作队的干部也受到限大的教育。一位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对公安局长说：“过去听到下面反映敌情，要求捕人时，总是批评你们打击不力，现在看有片面性，以后我应当注意。”

民主总结中，还讨论了过去四类分子为什么管不好？不少社员检讨了自己过去太麻痹，也指出了过去只是依靠少数干部而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对四类分子实行专政的教训。在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干部斗得满头汗，社员一边当戏看，斗争完了没人管”。对于四类分子的处理，也往往都是干部决定的，没有经过群众讨论，因而不少群众认为“上有派出所，下有治保会，自己何必白费力”。贫农崔文灿说：“过去哪些四类分子摘了帽，哪些戴着帽，都只有干部知道，社员不知道，也不管。敌人专在几个干部身上下功夫，时间长了，干部思想上做了俘虏，同敌人亲起来，社员就更不敢管了。”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大家认为，今后要做好专政工作，一定要干部和群众一起来管理四类分子，不能只靠少数几个干部。有的贫农说：“四类分子一怕群众，二怕劳动，只要干部心正，贫、下中农心齐，认真监督敌人劳动就能够把他们改造好。”

最后，各个大队还整顿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修订了对四类分子实行监督改造的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少数大队在对敌斗争中发动群众不够充分，有些大队对教育、监督、管制地富反坏分子的经常工作注意不够，还需要结合其他工作加以解决。

                                                                          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

                                                                           中 共 诸 暨 县 委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

12月5日，浙江省委转发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各地（市）、县委并报中央、华东局：

现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发给你们。请你们研究这个经验，仿照这种做法，并且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教会干部，发动群众，正确地进行对敌斗争。

1963年7月间，省委曾根据中央和主席关于对地、富、反、坏分子基本上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规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中，除了现行犯以外，一律不捕人；在运动后期，必须逮捕法办的，也要报经省委批准。从全省22个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公社在运动中都没有逮捕人的经验看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和教育，对他们实行专政，比把他们捉起来，更有利于教育群众和锻炼群众，也更有利于分化瓦解和教育改造敌人的绝大多数。

诸暨县枫桥区的经验是：在揭露阶级敌人的大量破坏活动之后，要及时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统一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在学习中，要敞开思想，展开辨论，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总结土改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是“文斗”好还是“武斗”好，少捕好还是多捕好，主要靠群众专政是单纯靠

公安司法部门专政。通过学习辨论，使广大贫、下中农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制服敌人、改造敌人，克服单纯依赖政府法办的思想，克服简单粗暴的斗争方法，并且依靠群众来对敌人进行分类排队，进行教育、评审和斗争，进行监督和管制。只有对于罪恶很大、民愤很大、必须逮捕的，才由公安、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中共浙江省委

                                                                          1963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