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干部利益追求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体制不完善、监督跟不上,加上在今天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一些党员干部放松党性修养,以权谋私,一些部门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短处结合起来,形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倾向,影响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公正性,甚至出现与民争利的情况。
三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是社会的多元化与开放性。社会的多元化首先是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利益的差距、观念和认识的分歧。这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突出。社会的开放性是新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现在,一个局部、一个地方发生的问题往往很快成为全国的问题,引起全国的关注,国内的问题也很快成为国际的问题,不仅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国际影响,事件本身也会受到国际的影响。
其次是新媒体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些年发展最快的是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蓬勃生长的互联网,堪称今天中国现代生活中的一个“最大变量”。它带来的不仅是信息生成方式、信息传播方式、信息获取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而且其变革力已直接渗透到公众的社会生活与思维方式,潜移默化间对整个社会机制进行重构。这一方面为社会管理者倾听民意,完善管理方式提供了全新的、有效的渠道;另一方面也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可乘之机。近年来,少数“网络红人”大肆编造和传播谣言,制造舆论事件,对现实社会发展进行恶性影响与干扰。而当下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年轻人,很少看书看报,很少看主流媒体,成天上网看微博。长时间负面宣传的影响,使他们产生了很多的偏见和空虚、焦虑、浮躁等负面情绪和不良心态。这些情绪的扩散蔓延,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和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下降,导致许多不正常情况的出现。比如,一些地方发生某些不测事件,不管具体情况如何,网上都是一边倒地指责政府的声音。以致武汉发生“诈尸”那样的荒唐闹剧,要不是“装死”者实在憋不住,自己爬起来,还不知要闹出什么惊天大事来。
再次是国际上的空前挑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美国重返亚太,他们对我国围堵出招不断,除了在经济上、军事上打压,利用人权、宗教、民族等问题施压外,更主要的是利用文化“软实力”,通过网络和媒体,无孔不入地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大面积散布似是而非的言论,对我进行渗透,挑起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培植一些幼稚的青年人成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今天,西方舆论影响国内舆论的通道几乎变得畅通无阻,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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