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改革预期（2）

三、通过增加出生人口数量维持所谓的人口红利不是人口政策改革目标

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口红利、劳动力或者说社会抚养问题。有学者认为，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消失和社会保障压力[5]；如果人口政策不进行调整与完善，人口红利将成为人口负债。[6]近些年来频频出现的“民工荒”，一些劳动密集型跨国制造企业撤离中国，中小学校大量裁撤，高考报考人数持续减少等现象，似乎印证了人们对于人口红利和劳动力问题担忧的合理性。然而，对于人口红利问题的探讨决不能止于现象，而要究其本质。

(一)通过增加出生人口带来的异化和扭曲的人口红利背离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人口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的有利人口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的比较优势。其中，劳动力优势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远未完成。[7]由于农民的组织程度低，农民工的劳动力产权强度比较弱。[8]改革开放时期，农民工的名义货币工资年均增长9.7%[9]，与经济增长率基本相当。但是，农民工的绝对收入远落后于城镇职工，初次分配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2010年中国农民工的月工资为1690元，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3096元，后者是前者的1.8倍，这其中还未包含隐性收入和福利。所谓“民工荒”现象，并非农民工数量的绝对不足，而是农民工对劳动报酬诉求提高后，雇主仍然希望向农民工支付低工资。试图通过调整人口政策来保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其实质是人为地创造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延续所谓的“人口红利”，从而顺理成章地把“劳动力短缺、老年护工成本必然升高”看作人口问题的负面影响。[10]这种被扭曲和异化的人口红利只能导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有悖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二)通过增加出生人口解决所谓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老年人口，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就业形势仍将相当严峻。现阶段新增劳动力的总量规模较大，城镇劳动力每年均供过于求，供求缺口在1300万～1400万人。[11]这表明中国劳动力的主要矛盾是供大于求，不是劳动力不足。实际上，试图通过人口政策改革解决所谓劳动力短缺和人口红利问题本身是伪命题。新出生人口要到20年之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不仅对于缓解所谓的劳动力短缺没有实质性作用，而且形成新抚养负担。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不在于增加劳动力数量，继续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而在于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制度红利”，释放经济增长(聂辉华、邹肇芸，2012)。总之，既不能纠结于所谓劳动力短缺问题，更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人口政策解决这些所谓的“问题”。

(三)国际经验表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仍有利于发挥低抚养比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势

人口红利是一个相对概念，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人口红利衡量标准。从抚养比角度看，目前中国处于人口红利的拐点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抚养比往往先下降后上升，表现为“U”形曲线，曲线的波谷大概有30年，抚养比大致在50%左右。如果将此作为人口红利上限，2035年之前中国的抚养比都处在这个指标之下，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至少还有20年。2050年中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那时的抚养比为60%左右。发达国家在迈入发达行列之时，其抚养比恰是6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有40年时间。据联合国预测，2100年中国的抚养比大约为77%，仍然明显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这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是有利条件(见图一)。

四、人口政策不是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根源和有效对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直至今日仍然偏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女孩=100)为118，比国际公认的正常值上限高出10多个百分点。由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实施人口政策的背景下出现的，许多学者认为人口政策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源和有效破解方法。[12]这里认为，对于人口政策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系，需要从历史角度给出全面、客观、动态的分析。

图一：中国和部分国家人口抚养比趋势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一)人口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需要用历史眼光客观认识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男孩偏好，这是由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性别偏好只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充分条件是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技术的日益普及。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性别比之所以正常，是因为缺乏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的技术手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B超等可用于性别鉴定的技术从城市到农村、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以B超为主的各种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不断普及为选择性人工流产、引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出生性别比也呈现逐步升高的趋势。因此，基于历史上也有性别偏好但是没有出现性别失衡，从而认为人口政策是造成性别失衡的原因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当然，人口政策与性别比失衡并非没有关联。穆光宗(1995)、乔晓春(2004)等注意到，人口政策减少了子女数量，挤压了性别选择空间，从而对出生性别比带来影响。实际上，人口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取决于意愿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政策允许生育孩子数量的相对大小。如果人们意愿生育孩子的数量多于政策允许生育孩子的数量，那么人口政策对出生性别比有一定影响；反之则没有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国每个妇女一生平均大约生育4个孩子，明显高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数量，这种情况下人口政策对出生性别比有一定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断下降，多数人希望“儿女双全”或者只生育1个孩子[13]，这种情况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明显下降。

(二)认为二孩和多孩政策就能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是对概率理论的误用

一个常见的错误认识是，在正常情况下，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的概率是相同的，因此只要放开二胎政策，就能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从大数定律的角度看，在没有人为干预条件下，一定人群生育孩子的性别比是自然平衡的。这种平衡与生育孩子的数量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对于个体来说，无法通过这种等概率事件来保证生育一个男孩。也就是说，如果某对夫妇的第一孩是女孩，那么第二孩并不必然是男孩，甚至会出现连续生育女孩的现象(当然也可能连续生育男孩)。因此，在生育孩子数量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只能依靠技术手段来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这必然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

有学者以山西翼城等施行“二孩”政策的个别地区的性别比处于正常水平为由。认为“二孩”政策就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事实是否如此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农村普遍实行普遍二孩政策的地区中，除新疆和西藏外，其余4个省份均属于偏高状态。相反，湖北省宜昌市施行的是“一孩半”政策，但是自1990年有统计以来，出生性别比平均值为107左右，保持在正常值范围，并作为最佳实践案例走进2012年的联合国人口大会。显然，二孩政策既非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的必要条件。

图二：不同人口政策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三)人口政策调整对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作用甚微

为进一步认识人口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这里粗略估计不同人口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变化。由于目前中国生育1至2个孩子的人群占主体，因此这里只考虑生育一孩和二孩的情况。

假设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为s，一孩是男孩的概率为［s/(1+s)］，一孩是女孩的概率为［1/(1+s)］。为了方便，将一孩的数量标准化为1。生育一孩时，有性别选择行为的妇女占相应妇女总数的比例为；一孩是男孩的人群中，生育二孩的比例为，并且无性别选择行为；一孩是女孩的人群中，生育二孩的比例为，其中，有性别选择行为的比例为。

那么，一孩中的男孩数量为：

设正常的出生性别比为105，一孩时无性别选择行为(p[,1]=0)；施行“一孩半”政策时，一孩是男孩的妇女不再生育二孩，即=0；一孩是女孩的妇女全部再生育二孩，即=1。假设施行“二孩”政策时，所有的人都选择生育二孩，即==1，并且=0。据此可以求得在不同人口政策条件下，不同的性别选择行为比例对应的出生性别比(见图二)。可以看出，在“一孩半”政策下，出生人口性别比随着的增加而升高；当=100%时，出生性别比达到的最大值为205。与“一孩半”政策类似，在“二孩”政策下，当=100%时，出生性别比达到的最大值为171。总体上看，宽松的人口政策有利于出生性别比的平衡。

从图二可以看出，对于出生性别比起决定作用的是性别选择比例。一孩是女孩的妇女生育二孩时，如果发生性别选择行为的比例较小，那么从“一孩半”政策到“二孩”政策对于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出生性别比为118。目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大致相当于“一孩半”政策，可以推算，一孩是女孩的妇女生育二孩时，性别选择行为比例约为18%。假设该比例保持不变，那么，从“一孩半”政策变为“二孩”政策之后，相应的出生性别比将从118下降到115，即下降幅度最大为3个百分点。因此，二孩政策虽然会对出生性别比有所改善，但是实际作用并不明显，更不可能使出生性别比恢复到正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