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5）

二、法治的“中国语境”

客观而言，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语词的互译经常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语词。中文的“法”、“法治”和西语的“law”、“Ruleof Law”在文本上互译，但并不意味着语境下可以互注。“法治”终归是一个涉及文化的概念，而“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也就是说，对“法治”的理解需要和特定民族、特定社会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而正是因为不同民族和社会在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上的不同，“法治”也可能被分配了不一样的意义。

（一）“秩序”：法治的中国关怀

在西语的语境下，法首先和“权利”相关，这是西方法治秩序的逻辑起点。“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保证’。久而久之，表明法律的那个字竟与权利成了同一个字。”在人们进入国家政治法律秩序之后，人们虽然接受政治体的法律约束，但自始保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一旦遭遇暴政和严刑峻法，即得以抵抗。如此，权利保障就成为国家立法的先在价值约束。当然，资源是有限的，权利是有冲突的，法律保障的权利仅仅是符合自然正义的权利，法治又和“正义”相关。所以，权利、正义、自由等关键词也就奠定了“实质法治”的观念基础，本身也构成了西方语境下法治的“内在道德”。

不过，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我们的先辈并不是从“权利”或者“自由”出发来思考法治的。因为“自由”、“权利”这些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贬义，“自由散漫”、“争权夺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属此类。中国语义下的“治”或“法治”首先是一个关乎“秩序”的概念。《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民国时期《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对“法”和“治”的界定也分别是：“法，王者治天下之则”；“治，不乱曰治”。因此，“治”和“乱”相对应，故有“治乱循环”之谓。“乱世”代表社会失序，而“治世”就是有序的社会，万物各得其所，众人各安其分就是理想的“大治”之境。既然“法为治具”，法治当然也得最终服从于“治”所规定的秩序目标。“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度则悖”（《吕氏春秋·察今》）也是此意。《辞海》关于“治”的一个义项即是：“社会有秩序。与‘乱’相对。”

那么，中国传统法治关注的“秩序”是一种怎样的秩序？显然，它不是从个人的“私权利”出发保障个性自由、意思自治的秩序，而是以社会整体的统一、稳定、和谐为到达点的“集体秩序”。东西方之间，对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西洋画中，“人”基本是画家表现力所要凸显的全部，人往往是特写的。而在中国的国画中，山水、花鸟是写意的主要对象，人即使出现往往以一种并不抢眼的方式安放在天地、自然环境中，“人”大体是以一种内敛的方式出场。在这种具有明显中国性格的“秩序”意识之下，“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被视为一组内在紧张甚至彼此冲突的关系，而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个人也并不具备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先在性价值。相反，个人价值需要纳入集体的秩序中去衡量，个人的发展要置于国家、民族整体的目标下来获得实现。因此，传统中国的法治理念关心的秩序是一种“集体秩序”，国家需要被置于一定优先性地位，个人则需要在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目标相向而行的过程中获取其意义，从而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