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方式 （3）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牢牢把握住时代变迁的脉搏，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思考当代中国问题的重要视角和方法，把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与时代变迁及社会主义的时代命运的思考相结合。正是基于对时代变迁的敏锐觉察，对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情挚爱和高度的理论自觉，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对“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公开承认，“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明确指出，一定“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那么，怎样才能“搞清楚”、解决“不够格”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换脑筋”。所谓解放思想“换脑筋”就是要转变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要把中国的问题与时代主题（和平发展）结合，来认识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正是在中国问题与时代变迁相结合的思考中形成的，换言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和平发展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提问，提出的是体现时代精神、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性课题。正如江泽民在阐述、评价“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时所说的：“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手段选择与目的指向相结合。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首先从对社会主义目的的思考开始，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其实质就是回答我们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什么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澄明，开启了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域。由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等关涉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都应当且只能在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这一新的角度上、新的视域中，得到正确理解和科学诠释。与此不同，传统社会主义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解答，其基本特征是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过分看重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发展，忽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等目的性指标和指向。

那么，邓小平基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角度和视域的思考方式，其理论根据何在呢？首先，目的性是人的社会性活动的首要特征。事物在其自身运动发展中都蕴涵着自身目的，这种潜在的目的就是事物要把自身本质全部实现出来的理由，事物自身从低级状态或简单状态向它的高级状态或成熟状态的发展过程，就是事物完成自己的目的和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关于目的之于人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曾有过精妙的论述，在他关于“最灵巧的蜜蜂”与“最蹩脚的建筑师”之间区别的经典比喻中，明确指出“目的性”是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根本。人的一切社会性活动都源于目的，经历了目的→手段→目的的辩证否定过程，目的得以从观念形态转变为现实状态。其次，目的是规律形成的内在要素。正如“测不准原理”所揭示的那样，对纯客观规律的追求，只能是人的纯主观的愿望而已。马克思在阐述人的活动的目的性特征时，还进一步指出目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关于“目的作为规律”的观点，揭示了人的目的是规律与利益的统一，说明社会规律只有作为人的活动目的时才能对人的意识和行为发生影响、发挥作用，作为人的活动的“内在尺度”起作用。再次，目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定。目的包含规律或作为规律的目的，它扬弃了两种片面性：实践主体之主观性的片面性，和实践客体（对象）之客观性的片面性；这说明目的不是纯主观的，它不是认识或实践主体的纯主观臆想，目的的客观性表现为它是一种实践观念，是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主要表现在：一是目的启动实践活动。认识与实践关系由“实践→认识”和“认识→实践”两个环节构成；第二个环节中的认识，就是作为实践观念的目的，是实践活动继续发生的始因，而且规定着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二是目的检验实践效果。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而作为实践观念的目的则是检验实践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邓小平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就是运用目的检验实践效果的标准。总之，马克思关于“目的作为规律”的思想，是邓小平反思社会主义的重要维度与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