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就破解“城市病”的问题跟大家交流一些学习体会。(09:48)
周立云：我想讲几个方面的体会。第一，“城市病”是大城市一定发展阶段的“通病”。以前在分析城市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时，一般不用“城市病”这个概念，这个或许多多少少有些认为，“城市病”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不可能得病。但是客观来讲，从世界各国各大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城市病”主要出现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像伦敦、东京、纽约、洛杉矶，这些城市都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城市病”。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快速发展阶段以后，一些城市像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孟买等等，都是由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形成贫民窟等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问题都比较突出。而且“城市病”的表现形式，我们思考的时候感觉到，在不同的发展国家确实还有比较大的差异。有社会制度方面的深刻原因，比如讲在一些拉美国家，农村比较贫困，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一旦城市有了机会以后，农民就会大量涌入城市，又没有有序管理，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这种情况下就形成贫民集中区以及违法现象。这些“大城市病”的问题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是制度问题，再往深处看，又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以及社会福利未能普及全民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09:52)
周立云：“城市病”在不同国家确实有不同的社会机制问题。“城市病”确实是大城市通病，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 我们看全球的状况，确实有一个特征，就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相对中小城市，大城市的发展条件更好，更容易集中优质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各种资源集聚起来所产生的效益大于他所付出或者承担的成本，净收益大于零，我们叫“增长成本”，大城市的规模就会不断扩大。这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但是，这种扩张通常是在市场主体，没有考虑到集聚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和情况下发生的。按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叫做市场主体没有考虑外部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造成过渡的聚集，在空间上表现为蔓延式的发展。就更加容易产生“大城市病”。我们分析发展的机理，发现容易产生“城市病”，就在于资源要素聚集到大城市，而市场主体没有考虑，光想到效益问题，没有考虑到外部性。当外部性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出现问题。这是有客观规律性的。(09:56)
周立云：我国城镇快速发展，大城市也没有摆脱客观过程的影响。咱们不好讲客观规律制约的影响，大城市一定会犯病，这不好说是规律，但是这是客观过程的影响，也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去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不少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浊、垃圾围城等“城市病”问题日渐突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今年正式发布2014—2020年的规划中，在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时，也讲到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规划中也讲到了“城市病”，而且有一些问题在有些城市日益突出。这具体讲到一些城市空间开发、人口过度集聚，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污染加重，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镇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外来人口积聚区环境较差。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10:01)
周立云：我看这个资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两年有一个专题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综合考虑我国特大城市病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反映的热点，可以认为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是现阶段我国较为突出的“城市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层的研究报告根据我国当前的状况认为这4个方面是比较典型的“城市病”。这4类“城市病”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在北京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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