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乎中国文化领导能力的强弱（4）

2.“扯淡”是社会化媒体“话语生态”中的常态

当主流媒体开始对“东莞挺住”等戏谑式的言论进行批判时，那些曾转发过或为其叫好过的人们大都并未感到羞愧，“只是开玩笑”、“何必当真”的回馈占据主流，舆论也在狂欢后迅速恢复理性。如果非要将这种戏谑式的言论定性的话，它的本质或许与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教授重点探讨过的“扯淡”(bullshit)最为类似。

法兰克福教授曾为探讨“扯淡”的形成机制与危害专门著述一本《论扯淡》(On Bullshit)，他认为“扯淡”者的陈述并不是基于相信某事为真，也不是相信某事为假。“他的陈述缺乏一种在乎事实的关切，这种人为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就是扯淡的本质”[17]。扯淡者比撒谎者的技术含量低，且所要承担的心理负担也要轻。他不怕被证伪，他甚至会调用不少常识和各种通行流行的说辞[18]。特别是在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分配权益的关键领域，在那些既难以有真伪的判别，而追求真伪判别又有风险和麻烦的语境下，靠扯淡来搪塞、敷衍、扭曲、误导遂成为权宜之计，更有蔚为主流的趋势[19]。根据法兰克福教授的研究结论，“当一个人有责任或有机会，针对某些话题去发表超过了他对该话题的了解时，他就开始扯淡。”[20]这里揭示了“扯淡”发生机制中的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该话题超过了自身的理解范畴；其二是有发表意见的责任或机会。这种矛盾在公共生活里非常普遍，而在社会化媒体上则更得到了强化。

(1)缺乏真相：碎片化的事实呈现与脱离语境的话语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个人门户”已成为很多公众获取信息的首选门户，关系网成了为信息做减法的“过滤网”[21]。正如互联网研究者谢文指出：“与以往的信息解构与重构的思路不同，Web.2.0着重在用户群的解构与重构。经过现实社会过滤和筛选后，由真实的个人和真实的社会关系组成的信息网络自动承担了网络信息的选择、过滤、传播和互动任务，使得信息与用户之间的相互匹配过程更自然、更精准、更智慧、更高效。”[22]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化媒体功能正逐渐从“娱乐”转向“环境监测”，成为大部分人获取信息的重要管道。然而必须承认，若以社交媒体上的“个人门户”为唯一信息获取管道，很难使一个人(尤其是媒介素养较差的人)对特定问题拥有全面且深刻的认识，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社交媒体上信息以碎片化形式分布，事件经常以零散且不完整的方式呈现在网民面前，网民的好奇心往往会促使人们不断挖掘和拼凑事件的缺失部分。也是因为这种碎片化，使网民在不了解事实全部的情况下经常断章取义，导致事件的扭曲传播。

其次，在信息快速、肆意流淌的时候，语境却不能随话语一起传播，而信息发布的字数限制(大多数微博为140个字符)也使我们诠释语境的努力付诸东流。同时，在扫描式的浅阅读中，网民的理解力与思考的耐心已经下降到词语级别，于是话语片段被生生地从语境中剥离出来，成为网民记忆系统中的最大单位。可是，话语必须植根于语境才能恢复其原始、鲜活的意义。语境一旦被搁置，就会迅速地被遗忘和替代。离开了语境的话语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板结成无生命的“标签”，只能被机械地传播，却被剥夺了还原于真相中的机会。在“小悦悦”事件、“扶老人反遭讹诈”系列事件中的“道德崩盘”与“东莞扫黄风波”中的“东莞挺住”等言论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中体现得更多的便是这样一种“标签化”的特质。

(2)鼓励发声：交往与被关注的欲望

《论扯淡》中谈及了一种“扯淡大会”(bull session)。这个大会上每个人都知道：人们所说的并不代表他们的真实想法或真实感受。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谈话气氛热烈、刺激、探索性地从多方面探讨所谈的话题。每个参与者都依赖于这样一种共识：他们所表现和所说的，不会被当作是心里话，也不会被认为是他们信以为真的话。他们谈话的目的，不是要沟通信念[23]。

实际上，这种“大会”在中国也有其原型：“街谈巷议”或“市井之言”的话语规则就是如此——街坊邻里凑在一起，借着对时事的评论说上三言两语，开几个应景的玩笑，然后各自回家，谁也没在意对方说了什么，只觉得关系搞得挺热络；若自己即兴编的段子逗笑了众人，还会觉得洋洋得意。而如今，社会化媒体将传统生活中的关系网平移到了互联网空间，在时刻被凝视的群体语境中，交往与被关注的欲望仍会激发“街谈巷议”类的言论，只是原来在人际传播中说过即消的言论在网络上留下了“电子面包屑”，其呈现形式即为转发某条新闻时附加的评论，而某些有意思的段子还会突破其所在的小圈子被转发到更大的范围，攫取更多的社会关注。只是说者无心，听者也无意。

在本次“东莞扫黄风波”中，民意呈现的“扯淡”特点尤其明显。在对“东莞挺住”等言论的大规模转发后，舆论能够迅速地回归理性，说明转发者并非真正认同，也并不在意这类戏谑式言论背后的价值观；同时在面对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时，民众既不为曾经的转发行为抱有道德负罪感，也很少有人站出来激烈地反驳，这说明“价值观扭曲”现象在拟态环境中被过分夸大了。如果一定说这是价值观危机的表现，那么也只是对价值标准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