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方法论基础（3）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最为根本的规定在于，他是生活的生产和创造者。为此，他必须与自然和他人交往，必须摆脱孤独状态而开放自我，必须不断改变自身的生存方式乃至自己本身。这样，费尔巴哈关于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就不再是一种价值预设，更不是“类”本质的自然展现，而是人们创造历史的现实形式，是“类”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同时，由于这一历史活动方式具有明确的指向和无限的发展空间，因而它又是个人超越自我和人类改造世界（超越现状）的现实根据。换言之，一切阻隔及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相统一的个人存在方式和社会形式，不管其有多少存在的根据，都必定是暂时的、注定要被取代和超越的。这样，人们创造生活的历史过程，就不仅表现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交往方式的更替，而且表现为个人自主活动状况的不断改善。可见，马克思“现实的个人”从来不是指称现存的个人，它内含着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要求，体现了感性实在性和普遍超越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诚然，商品交换、雇佣劳动等也是人的交往的历史方式，甚至是个人形成独立人格的必经之路。但是，它毕竟只是人的交往的物化形式，不仅导致人的单面化，而且导致个人的自我封闭和孤独化。如同市场失灵及其整治手段需超出市场本身已得到公认一样，物化过程导致的非人化及其扬弃之现实可能，在今天也已得到了证明。因此，把必然要被超越的人的物化形式绝对化，作为这种物化关系承载者的人就必然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个人。不仅如此，把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单一化，这本身就是还原论的奢望和迷误。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善与恶、自利与利他、自觉与自发等）争论不休的困境已经宣告了此类思维方式的破产。把历史归结为某种单一因素，不仅抹杀了源自异质性的历史多样性和人的丰富性，也为怀疑论、相对主义以至虚无主义的泛滥开辟了道路，从而阻塞了历史成为科学的道路。

马克思对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前提性批判，开辟了在科学历史观基础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宏观学科建构的生长点。马克思亲自创立了有别于全部“解释世界的哲学”的新哲学，这就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马克思还设想建立一门统一的历史学科，把人、自然界及其历史发展整合成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研究“历史科学”，这就是马克思开拓的新的学术空间，也是重要的学术生长点。由此奠立了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拥有了引领经济学发展的学术立足点和话语权。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涵盖了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社会交往、生态等及其趋势在内的真正宏观社会学。马克思的学生们又先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和国家学、军事学、民族学等，并在这些宏观学科下不断地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

但是今天，随着去“政治经济学”倾向的蔓延，宏观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也难觅踪影了，现实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研究更被排挤出学术圈。原因就在于“消解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叙事”、热衷于细小叙事的思潮左右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这可能是我们丧失学术话语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问题不在于宏观还是微观，定量还是定性，实证研究还是批判分析，关键在于要不要把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研究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也就是说，这个微观研究是孤立静止的还是普遍联系中的微观，这个定量研究是纯现象描述还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实证分析是以感性为限还是向理性跃升？说到底，是为现实既得利益服务、止步于“解释世界”，还是无所顾忌地追求真理？这就是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制约，也是相关学科和学者所无法回避的选择。“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学术话语权，与其对于工人阶级利益的自觉维护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