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工作作风，做好群众工作（3）

三、党风建设的现状

第三点，既然我们把党跟人民群众的关系一层一层在逻辑上讲透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的党风建设的现状。

1.党风建设成绩有目共睹，但仍存在“脱离群众”这一最大危险

我们党风建设的现状怎么样？党的作风建设总体上做的很不错，总体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的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并且在引领着中华民族一步一步向我们心中的目标迈进，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中国的地位在日益攀升，这是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成绩不说跑不了，大家都看到，缺点和毛病不说又不得了。看到了成绩，能够鼓足我们的信心和勇气，有底气。没有成绩一无是处，你没有底气了，确实有这样的成绩。习近平刚一上来的时候是中央的总书记，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人代会才能选举才能成为主席。可是党代会一结束，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就发来贺电。他是美国的总统，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不对口，为什么？那不就是认你中国共产党吗？我得跟你搞好关系。美中的关系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谁也不能伤谁。我们强大了也不是要伤你，这个关系处理好了我们就赢得很长远的发展的机遇期。

成绩是主要的，但是肯定了成绩，绝不是说形势一片大好，没有毛病。我们还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我觉得如果说用简单的词来评价，那就是我们的作风建设与人民的要求，与党肩负的时代重任，与历史发展的趋势，时代的发展趋势，还不完全适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那就是党执政以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存在着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什么？脱离群众。刚才我们讲了，一切不好的作风都是以脱离群众为特征，他最后的结果体现在为什么人谋利益，他代表着谁的利益。这是党的存在的最大的危险。

2.党风建设存在的具体问题

如果说这个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展开来说，就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都是什么问题？

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在持续拉大。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世界将进入到了信息时代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叫做奈斯比特，他写了一本书影响了全世界，叫《大趋势》，讲到了未来的世界的一些发展趋势。后来亚洲成为整个世界发展的黄金地段，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亚洲大趋势》。江泽民出访的时候碰到他，说到你写了《大趋势》，被世界所认同也被实践所证明，你又写了个《亚洲大趋势》，你为什么不写一个《中国大趋势》？你承认不承认中国在世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奈斯比特一想觉得挺有道理，于是带着一整套的班子来到了中国，进行了40天的社会调查。他的调查很深入，因为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搜集了中国基层的很多的小报，那个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得出了定性的结果。我们学校就把他请来了，有部分人跟他进行了一个交流，在交流中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来到中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你认为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中国现实存在的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猜他怎么说，这个人是个严谨的学者，不会像官员那些，官员的新闻的用一些新闻的词，他就直来直去。他说我认为最亟待解决和最严峻的问题是两极分化的逐步的拉大。共产党要想实现心中的目标，让中国真的富裕起来，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两极分化问题。

两极分化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一些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行业的垄断，你比如说汽油的涨价，行业的垄断，还有权力的寻租，公共权力的寻租，等等。

第二个，在作风建设上，导致出来的党群关系不好的表现，就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刚才谈到征地拆迁，企业的改制中对于下岗、还有 破产企业改制企业中对于员工的安置问题。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我们南磨坊地区在十多年前曾经在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的过程这个事情做的还是不错，农民的利益、土地的利益不是说一下子被剥夺了，大家还是有相应的收益，使社会得以稳定。

第三个，反映很强烈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公民的公平正义权利的保障。由于我们现在的改革进入到了攻坚期、转型期，就出现了一些貌似很公平的原则，在实际的执行的过程中，确实与貌似公平的原则相背离。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家人如果说大家含辛茹苦地供给一个孩子上了大学，这个孩子就有了出头之日，这个家庭也一跃打了翻身仗。可是后来由于改革中一些制度的不完善，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没到位，再加上出现了一些潜规则，就使得一些学生，你比如说，包括我的学生，毕业以后说择业考公务员，公务员高分排在前一二名，高分考下来要去面试，一到面试就不行了，然后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说我们去面试的一共有多少人，我是进入到面试里头排第二，但是这些人里有某某某某某某的学生，有某某某某某某的什么人，有什么人什么人给这个学校打了电话。我心想我也就是一介书生，一个教书匠，我也不会用自己，我也没有什么权力跟人家搞什么权力的交换。那么我的学生，你考的分再高，在面试的时候也被人刷下来，我也没有办法。你说我还是个教授呢，那一些更加贫民的孩子，再品学兼优，到了潜规则运作的时候，他有办法吗？他也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于是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就出现了社会上一些仇富、仇官的心态的加剧。这是不是影响党群关系？影响。

第四个，人身安全。这个人身安全不是说人时时刻刻的防着被人暗杀，而是一种潜移默化慢慢地致人于死地的行为。比如食品安全、控制的污染、喝的水，这个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现三鹿奶粉问题的时候，正好带着一个在职研究生，好像在质检局工作，是个机关的党委书记。我就问他，我说你要写论文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有你们这个部门的存在，如何能够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让孩子、老人能够喝上安全的奶粉。我说你们制定的目标怎么定？你们是基准，你们定的是这样的目标，那么出台的这些东西就要达标，要有保证，而且要有一套机制保证。如果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人民群众连喝水都得不到保证，吃的奶粉都全要大批的跑到国外，那是不是一种悲哀啊？是不是一种嘲讽啊？我说你要写，你要从党的组织的建设，如何能够保证，要从这写。他说李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出的这个标准，比方说水，什么氢原子、氧原子，什么样的，氢和氧酸和碱，还有什么东西要含多少，都有要求。他说婴儿奶粉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就是以前出现大头娃娃，奶粉喝了以后没有营养，所以要求奶粉的各种蛋白质、脂肪、什么矿、各种微量元素都含多少，都有具体要求。但是水里头却没有这个要求，你比如说水里面有敌敌畏，他不测试有没有敌敌畏，食品里也没有，有一些牛奶里有敌敌畏，为什么呢？有的里头有叫甲醛，什么食品的干里面用甲醛，用了这个就不变质，不长蛆，能长时间保鲜，他没有这个指标。

我说那哪行啊？所以质检总局连着请我去给他们讲几次课，他说这个都是跟国际接轨。我说是要跟国际接轨，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发展期，人家进入发达状 态，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法律健全。你现在要跟国际接轨，不能直接对接，人家已经经历了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现在处的这个阶段人家已经走过了，你这个对接也要适合中国国情。你不适合中国国情，给那些造假的，给那些加毒的，给那些为了自己的盈利不讲人的良心道德的人，不就留下了空隙吗？那不影响党跟政府的声望吗？影响人们的人心所向吗？如果人人都自危，他怎么能蹋下心来去干他的本职工作啊？所以说执政后的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体现在作风上。

3.出现问题的根源和条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聚焦在能否抵御住权力的腐蚀。三鹿奶粉集团的总经理是一个女性，既是孩子的母亲，又是孩子的奶奶，有很多的荣誉，结果他们那出的奶粉却导致了那么多婴儿的先天残疾。你说还有良心吗？还有道德底线吗？为什么能这样？就是抵御不住权力的腐蚀——当我手中的权力可以为自己、为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捞取很大的实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客观的原因：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公共权力具有的公共属性，权力具有公共属性，具有强制性、扩张性和利己性。权力是 一个好东西，谁都想要，有了权力可以把自己的愿望，自己想做的事扩到极致，可以强制去推行，可以为自己谋取实利、谋取实惠，这是一个根源。

还有条件，条件是什么？既然自古以来公共权力都具有这样的属性，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政党，要想能够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还得有条件，什么条件？ 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到位才能谋取私利，因此说现在在世界上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一个世界性质的难题。权力的腐蚀、权力的腐败是世界的政治政权建设中的一个癌瘤，瓦解着公共权力的公信力，瓦解着党的执政基础。

由于我们党在转型期，我们的社会在转型期，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本的解决，那么是不是就有人就说了，说不行了？不能这么说。我刚才不是说了主流吗？那么对于我们存在的问题怎么看啊？有人说了，没什么，没多大吸引，自己哪能革自己的命，革不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放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放在当今的世界大视野中看，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检验。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他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经济快速发展就是社会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振荡、民怨沸腾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期。我们发展中的国家，转型期的中国，也不例外。这个问题在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的香港地区，都遇到过。为什么呢？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善相对显得滞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一 切制度都是相对稍微滞后的。经济这么快的发展，那个建设需要一个过程，西方的这个建设，经历了这个震动期，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我们正在经历着，西方，我说西方的社会，市场经济在治理中走了几百年的路程，而且自然而然的自发的，中国走了多少年，才30几年，同志们，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在缩小，不是在拉大。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有自己的自信，要坚信这一点。

4．为什么有的干部坚守住了，有的没有坚守住

那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分析了根源和条件，那么处在这样的转型期的领导干部，为什么有的人从作风不好，不在意，最后抵御不了权力的腐蚀，最后成了腐败分 子，提前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曾经在我们学校一年制中青班学习的，那是省级的后备干部，沈阳市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那就是叫提前走向生命的终点。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骂人最狠的一句话叫啥？你不得好死，什么叫好死？善终。自然而然的在睡梦中升了天国，没有任何痛苦，这是最幸福的。这种境界是身体和精神的一种境 界，人们的一种向往。为什么现在老年人健身那么火，都想追求这样的最完满的结局。马向东就没得好死，提前走向生命的终点。在校期间带着沈阳市的财政局长，还是财务局长票夹子，上澳门去赌博，一诺千金，人民的生命财产他这一赌全都输了。最后他是共和国第一例在血管里打毒药执行死刑的人，40几岁就死了，没抵御住。

不好的作风都是从脱离群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堕落，他是有一个叫温水效应，第一次拿到人家给的钱，行贿的钱，心里惴惴不安。第二次，又拿了， 心安理得。第三次再拿这么多嫌少了，还得再多一点。这次换届，整体上比以往有进步，但是我们下去调研也有人说，李教授你知道吗？一个什么官，一个什么级的官得花多少万才能买到，你是不是不知道，我说我知道。这不是这个问题还存在吗？

为什么有的人坚守住了，有的人没坚守住？转型期，公共权力都是相对的真空，可以为人民建功立业，也可以为自己无所不用其极的捞取实惠，究竟用这个权 干什么？人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来去都无牵挂，生下来时攥着手，哇哇的哭着，呱呱坠地；死的时候叫做撒手人寰。生下来攥着拳头要奋斗，要挣扎，要自立，要做点事，人生很苦难人生也很辉煌，看你怎么去做，怎么去带。死的时候你纵有家产万贯，几十个亿，你又能带走吗？就算不开这个帐，所以就是说，在转型期公共 权力相对真空，没有监督和制约，没到位的时候，我们的个人就成为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你不能把一切都推到制度上。制度靠人去定，靠人去执行，靠个人去遵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那就是说作为我们的领导干部，自己也有自己的主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自身的问题，理想和现实，这个矛盾处理好了没有？领导与服务，摆正了没有？利他 与利己你做到了没有？攫取与奉献你是如何体现的？如果说光想攫取，你甭说公共权力，你就是两性关系，你在搞恋爱，你结婚了，我就是想攫取，这个关系也搞不好。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只有关系处理好了，你才能够心平气静，才能风清月朗，才能心情愉悦，才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所以说，归根到底，对于执政党来说，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好不好，展示出一种什么样的作风，体现的是执政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外在体现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什么呢？“为什么人”的问题。

人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当干部？我当了干部要干点什么？是为人民建功立业，在改革的大地上留下自己问心无愧的印记？你比如说我们南磨坊地区，我们 在拆迁，由农村并向城市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什么房地产的开发公司，结果把我们自己的地一部分建了楼，让农民去住，又给农民补贴了一些丰厚的实惠，农民没有失落感。另外一部分，又是开发去挣钱，现在又跑到外地去挣钱，而不是说把这个东西作为当时的领导人的卖出去。也有啊，虽然是叫做“全民所有制”，国土全民所 有制，也看具体的当时的领导干部是谁啊，也有胶东的一些沿海的地方，当时有什么大歌星、大腕、大款，农村当时基层的干部为了跟他们搞好关系，可能也得点实惠、回扣，用很低的价钱把这个地卖给了那些人，也有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南磨坊地区的那一任的领导干部还是心铺在地区，心联系着广大的农民，使农民很平安、 平稳地完成了从村民向市民的过渡。这就看领导干部他想干什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大问题。